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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章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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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小于局长
  打铁炉边烈火熊,
  大锤高举汗水蒸。
  锥子终有露锋时,
  任命局长恍若梦。
  人生起伏何忧喜,
  上苍有意练英雄。
  ——题记
  1,我愿干最累的活——他成了打铁的
  “批修整风运动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更加发展壮大……”
  大喇叭里播放着《红旗》杂志社论,《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缭绕在耳畔,这是1973年初春的沧州,于桂亭回来了。
  为了那个潦倒的家,为了患病的父亲,他放弃了部队的前程,回到了原点。
  大运河,似乎更加沧桑古旧,沧州,依然围困在“文革”的亢奋和经济的萧条中。
  风尖峭冷硬,可数的街道上,青砖的平房上,白灰铺了底,刷着刺目的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每一条标语都饱胀着时代的政治热情。
  那个家,比原来更困窘了。
  一间破旧屋,三口潦倒人。
  爸爸整天吭吭咳咳,苍老了许多,有点钱就吃了药。娄芝惠在街道上义务“帮忙”,不拿工资,没有“供应粮”。姐姐出嫁离家。弟弟在澡堂子上班,像他当年一样,住在浴室里。
  桂亭恢复了和父母睡一铺炕的生活,屋里四壁皆黑,南北没有窗户,朝西的墙上有一个小窗,能透进些许亮光……缸无余粮,家无余款,家里连个完整的杯子都没有……
  吃饭,依然是这个家面对的难题。
  财贸系统的领导听说他回来了,找到他,说,桂亭,回机关吧,愿干啥就干啥。
  桂亭摇头,说,我还想修脚。
  人家不信,打死也不信——你要是还想修脚,当初干嘛要去当兵?!
  “小南门照相馆缺个经理,你去管那一摊?”
  桂亭还是摇头,“我不想当官。”
  可是,领导说啥也不让他去修脚。他没辙了。
  “不能修脚,我就干个粮食定量最高的活儿。”
  粮食定量高点,全家就有饭吃。
  打铁是最累的活,在各工种里粮食定量最高,每月供应45斤粮食。
  军转办的人问他,去吗?
  他说,我去。
  于桂亭被安排到了沧州市电子设备厂。
  他到了最累的锻工车间,成了一个打铁的。
  车间里,烧着通红的火炉。铁块烧红了,拿夹子夹出来,放到砧板上。
  于桂亭把十八磅大锤抡起来,师傅拿着小锤指点,指哪打哪。
  咣,咣,打成菜刀,打成斧子,打成铁锨……或者机器的某个部件。
  于桂亭最大的特长就是适应。
  他混在工人堆里,穿着破棉袄,腰里扎麻绳,衣服上是星星点点的窟窿——铁星子蹦的。
  有活就抡大锤,完活走人,回家照顾父亲。
  挣的粮食多,又省心,桂亭感觉挺好。
  父亲离不开大儿子了,每次住院必须桂亭照顾——别人都伺候不了。
  于殿清太不好伺候了。
  比如说住院,他的病房里,地面必须一尘不染,前边擦干净了,后边进来人,不能看见脚印。那窗户玻璃,必须擦得跟没有玻璃一样。他吃饭,不在碗里盆里吃,非得在便盆里吃——吃完再尿尿,尿完洗干净又吃饭,你不依着他,他就寻死觅活——于桂亭在病房里,不是背着父亲楼上楼下地查,就是擦地、擦玻璃、刷尿盆——于殿清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病人了。
  2,房子啊房子,终于不再和父母睡一铺炕
  熟人见面,对着他摇脑袋。“桂亭,早知道你去打铁,还不如让你去修脚呢。”
  在人们眼里,打铁的桂亭并不比修脚的桂亭强多少。
  但是人们并不知道,桂亭已经不是昔日的桂亭——从修脚工到军人,他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
  军队生活的哺育,让他变得意志如铁,性格刚强。
  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军人品格,已经凝铸在他的骨子里。
  尤其是与军队高层的接触,让他的适应和处事能力得到更大的锻炼。
  热气蒸腾的澡堂和严酷的北疆环境的交互淘练,让他具有了超越于一般人的强健体魄。
  他青春健壮的身体里,流淌着鲜红的血液,也流淌着军人的狼奶。
  他浑身使不完的劲,还没有找到青春的出口,打铁正好给他一个“出力”的机会。
  尽管是打铁,他也跟人不一样。
  他阳光,乐观,坚定,随遇而安。而且,他干净得一身清爽。
  干活时穿得又脏又破,一到下班,他就洗净头脸,换上他那身绿军装,绿军装里通常还套着白衬衣。军装是旧的,白衬衣也是旧的,但是人不知怎么就显得格外飒爽。
  走在大街上,你要说他是打铁的,谁也不信。
  当锻工时间不长,赶上电子设备厂分房。
  那时候,住房全靠单位分,工人们论资排辈,所以分套房子能打破脑袋。
  一共11套房子,写申请的有五十六人。厂子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按住房困难情况排队,一号,二号,三号……最后,十套房都定了,还剩一套房,给谁起了争执。
  困难情况都差不多,给谁都有人反对,怎么办呢?
  全厂大调查,看看谁是最困难的那一户。
  最后,发现桂亭家住房最困难。
  几十年里,于家一直租房住,从东搬到西,从西搬到东,居无定所。租房,也是挑便宜的,一般就是租一间,好的时候再带一个小厨房。
  一家子人挤在一个屋里,炕上睡不开,桂亭睡了多年的过道。他上班后,就睡在澡堂子里。
  后来,在饮食服务公司上班的一位副经理,住在缸市街,要调走了,对桂亭说,你家住房这么困难,我要走了,你就搬进来住吧。
  那是缸市街十四号的一间土坯房,是个西厢房——正房盖完还有一小块地方,就加盖了这样一间小屋,南北没窗户,西墙开着一个小窗,正对着胡同,太阳好的时候,能有点夕照。
  就这样,人家一边往外搬家,桂亭一家往里搬家,连夜偷住进去了。
  这是“抢”来的一间公房,房管局的人为此还找过多次,让于家搬出去。于殿清怕吓唬,当官的找一次吓病一次。可是没办法,尽管这间屋子窄憋,昏暗潮湿,于家却没处去,只能在这里“赖”着。
  这个只有一间屋的西厢房,进门就是个大炕,于家几口人数年就睡在这炕上。
  到桂亭当兵回来,住的还是这间小草屋。
  桂亭结婚时,家里没房,已结婚的姐姐腾出了自己的两间平房,和婆婆一家老小出去寻宿,借给他住三天。
  到电子设备厂分房子时,桂亭的女儿已经一岁了。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桂亭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所以厂子要分房子,他也没写申请。
  厂子一调查,发现了桂亭的住房窘境。
  桂亭的父母,和桂亭三口,三代五口人就睡在一铺炕上。中间,连个拉帘的地方都没有——全厂子也没有这样的住房困难户了。
  最后一套房子,人们一致同意分给打铁的桂亭。
  房子在南环路北,机床厂斜对过,红砖平房,一间半,这是于家拥有的第一套自己的房子。
  里边的一间就做了父母的卧室,外边的半间睡桂亭三口——桂亭三口终于不再和父母睡一铺炕了。
  3,让他当车间主任试试吧,锥子终有露尖时
  电子设备厂有五百多职工,维修车间是个很重要的车间,也是让厂领导头疼的老大难。
  车间主任指挥失灵,工人支一下动一下,有活儿了,车间主任带头干,大伙就跟着干,车间主任要是有事不来,大伙就坐着玩儿。
  换了几个车间主任,都治不了。
  有一次,有急活儿,需要晚上加班修设备,车间主任通知了十一个工人,结果晚上就他自己去了,其他人都没去。
  厂领导也生气,交给了活完不成,太耽误事了,换人。
  第二天一上班,厂党总支九个总支委员开会,要免这个车间主任,换个新的。
  你提一个,我提一个,都被否决了。商量来商量去,找不着合适的人。
  总支委董世荣说,我认识一个叫于桂亭的,现在在锻工车间,要不让他试试。
  其他支委也有见过于桂亭的,也有不认得的,一致不同意。
  “就是那个打铁的复员兵?三脚踹不出个屁来,见了面都不说话,他怎么能管得了维修车间,他又没技术,又不懂业务。”
  那阵于桂亭上班进车间,下班骑车上医院,见了厂领导也不说话。
  他干活的锻工车间,又在厂子的一个角上,除了车间几个人,他和其他人根本不打交道。
  董世荣说,咱们现在找不着合适的人,于桂亭行不行,让他试试,行就行,不行不就再免了嘛。
  就这样吧。
  没承想,和桂亭一谈,桂亭不干。
  他不想当官,一当官他就顾不了家,一当官他就得以身作则。
  你是党员不?
  是。
  是党员到党校学习去。
  到党校培训一个月,回来后桂亭就老实了。
  他成了维修车间主任。
  维修车间六七十号人,很乱套。
  于桂亭到那,也不知使了什么邪法,不过三四个月,人都服帖了。老师傅不瞪眼了,小工人也不刺头了,还一个个变得白头净脸,干净利索。
  更让厂领导高兴的是,啥机器坏了也不作难了。连厂子里坏掉好几年的设备,也都让他们修好了。
  半年后,维修车间成为公认的先进车间。
  桂亭也让领导们刮目相看。
  有一天,厂领导接到通知,九个总支委员都去集体培训,这个企业没领导了。
  半个月时间,没人管哪行,得找人领导这个厂子,人们一致决定让桂亭代管。
  桂亭说,那行吧,但是得开个大会,公开宣布一下这个事。
  就这样,于桂亭代管了半个月,一切顺顺当当,井然有序。
  4,没做梦就成了副局长
  领导们回来一看,都乐了:了不得,这是个人才啊。
  哲学家说,是金子总会发光。
  老百姓说,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早晚有一天会显露出来。
  “伏着”的桂亭在机会面前小小露了一下锋芒。
  几个月后,他被提拔为政工科长——以工代干。
  转年,也就是1976年,厂子决定提拔他为党支部副书记,上报材料送到了主管机关二轻局。
  这天,厂领导通知他,组织部门找他谈话,他赶紧去了。
  组织部负责人告诉他:市里经过研究,任命他为市二轻局副局长。
  于桂亭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吭气——有点回不过神来。
  不是说报的副书记吗?怎么成了副局长?
  人家说,这是市里的决定,他们只是负责谈话,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能不当副局长吗?”桂亭傻呵呵地问。
  人家翻他的白眼,心说,这不神经病吗?多少人抢着当还当不上呢。
  “你是党员不?”
  “是。”
  “服从组织决定。”
  桂亭又没辙了。
  他不想当官啊。可是不想当官的他,一下子成了二轻局副局长——连个梦都没做就成了副局长。
  这一年,他27岁,成了沧州市二轻局最年轻的“小于局长”。
  人生真是过山车啊。
  二轻局正副局长六七个,几乎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27岁的小于局长在他们眼里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可是,这个“孩子”很快就显示了他的不一般——对分管的工作尽职尽责,处置得当,对人诚恳正直,处事严谨老练。
  桂亭年轻,敢担责,不怕事,老局长们不愿干的活,都愿交给他。
  那时候的一些干部很左,工作作风也很武断、粗鲁。市里开大会,动不动就没鼻子没脸把下面的人臭训一顿。局里这些老头子们挨训都挨怕了,谁也不愿出头去开会。有一次,市里通知开会,要求必须一把手到会,局长憷头去,想派副局长顶替,但派谁谁都推脱。最后老局长连说带命令,把“小于局长”推了去。
  因为是临时抓差,桂亭赶到会场时已经迟到了五分钟。那位以脾气大、爱训人有名的主管工业的市委常委、工办主任正在大发雷霆,臭训某局的一个副局长:“……通知一再强调要一把手来开会,为什么就是不听!你来干什么?回去叫你们一把手去!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眼瞅着工办主任的眼光向他扫来,于桂亭主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主任,我也回去吧。但是我回去却换不来人,因为家里没有别的局长了。”
  在这人人噤声、大气都不敢出的时刻,于桂亭主动站起来,胆子不小哇,大伙都拿眼瞅着他。
  工办主任看了他一眼,压压火,说,你先坐下。
  于桂亭坐下了。
  “知道今天开什么会吗?”
  “知道。”
  “主得了(liao)吗?”
  “主得了。不是定产值吗?是领导派数还是我报数?”
  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上面硬往下压任务、定指标。
  计委一位领导就开始派数字,年产值要达到多少,季度产值要达到多少……最后问他:“完成了吗?”
  于桂亭稳稳当当地回答:“完成得了。”
  就这样,于桂亭过了一关,也替老局长过了一关。
  5,不坑人不害人不整人
  二轻局下管着几十家企业。于桂亭除了日常工作,平时最多的任务,一是下乡蹲点,一是到企业出工作组。
  那时的工作,一切都以政治为中心,处处紧绷着革命弦。指导工作的口号就是“阶级斗争是个纲,一抓就灵”。
  下乡进村,桂亭就跟老乡一块干活,黑白劳动。别人割一天麦子累个臭死,他没事人一样,晚上还能扬一晚上的场。
  一个工作组的人们晚上都歇了,于桂亭不是去找老乡谈心,就是到洼里去干活。
  组成工作组下企业,有个词叫做“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于桂亭不是一个跟着运动瞎折腾的人,他把握着一个分寸,走到哪个单位,促生产行,抓革命不抓。
  所谓抓革命,其实就是整人,把企业里隐藏的阶级敌人、坏分子揪出来,然后小会批,大会斗。
  有一次他当组长,进驻到某个企业检查。他只促生产,比如发现管理漏洞,检查财务账目呀,抓生产纪律啊,别的一概不查。这个企业的书记,一看工作组来了,天天吓得哆嗦。为嘛呢?贪污的事倒没有,他和手下某个女工有不清不白的关系。那年月,作风问题是大问题,成天大街上游街的、挨批斗的,不少是脖子上挂着“破鞋”的男女。光天化日之下,千人指万人瞧的,许多人为此自杀。这个企业领导心里挂着这事,能不怕吗?
  于桂亭心里跟明镜似的,有一天找到这个领导,说,老兄,我这个工作组,就是来帮助企业搞生产的,查的是贪污腐败,跑冒滴漏,别的嘛也不查,嘛也不管,你安安心心地干你的工作,别多想……这位领导心里这才踏实了。
  他这半个月抓下来,企业面貌焕然一新,工人鼓足干劲干活……
  上头来人检查,让他做汇报。他把促生产的事一二三四五一说,不但没得表扬,还挨了一顿批。“你这叫抓革命促生产吗?你揪出几个人来?揪不出人来就不合格,工作就不过关。”
  每个工作组揪出多少人来是有任务的,揪不出来就没完成任务。
  桂亭也不示弱,“我这没有反革命,没有坏分子。”
  “没有才发动群众揪呢,坏人都是隐藏的,你不揪出几个来工作就不过关,你这个小组长就不合格。”
  “不过关就不过关吧,你爱咋着就咋着,不合格正好,我还不愿干呢。”桂亭一甩袖子,话也说得硬起来。
  桂亭平时圆润处事,进退皆宜,但遇到他的原则问题,他会很强硬。
  领导的脸也气歪了,说,你这是嘛态度,你给我上党校学习去。
  桂亭一听,正好走人,他上党校学习去了。
  学了没几天,领导又把他招回来了。
  原来,桂亭被撤后,又安排了新的组长,这一番抓革命,把老厂长抓起来了,关进黑屋写检查材料,厂子里鸡飞狗跳,干部人人自危,工人不上班,一下子就放了羊了……检查组组长也弄不了了,领导叫他回来,收拾烂摊子。
  于桂亭也是个“刺头”,一笑,“你说让我走就走,让我回来就回来呀。”
  “工作需要,你要以大局为重。”领导也软了。
  “你让我回来任组长,可以。我就一句话,我还是不抓革命,光促生产。”
  “只要厂子稳定了,一切都按你说的办。”领导服了。
  “嘛也别说了,放人。”
  于桂亭一句话,把老厂长放出来了。
  6,父亲突然离世,桂亭“双突”下放
  1979年夏天,国家政治风云变幻。上面一道命令传达下来:前几年“双突(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提上来的干部一律撤职。
  第一批被撤职的名单中没有于桂亭,但第二批中就有了。
  谁也没想到,桂亭和“双突”沾上了边——他怎么能算突击提干、突击入党呢?人家入党都十年了!
  于桂亭为人热情厚道,工作肯担责,办事又老练,在二轻局和下属企业里,赢得了好人缘。
  二轻局的几位老局长,都是多年的老革命,资格一个比一个老,一个不对劲就吵架。你拍桌子他摔凳子,脸红脖子粗是经常的事。于桂亭却和每个人相处得都挺好,对谁都挺尊重,遇事敢担责,老局长们也都挺待见他。所以在对待“小于局长”这件事上,他们取得了高度一致的意见——力保小于局长,坚决不放他走。
  二轻局的老局长们“上访”了。
  他们找到上级领导,据理力争,说小于局长素质多么好,局里工作如何离不开他,凡事都有例外,不能搞一刀切吧……
  找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地磨。
  明着找,暗地里对撤职的命令抗,一直拖延了一个多月,就是不撤小于局长的职。
  局领导告诉桂亭,我们坚决不放你走,你上党校学习去吧,暂时避避风头。
  于桂亭听命,又去党校了。
  就在这个当口,家里出事了。
  桂亭刚走没几天,他的父亲、63岁的于殿清投水缸而亡。
  于殿清身体多病,这些年不是住院,就是在家吃药,儿子桂亭在身边,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他也变得对大儿子特别依赖。
  那时候人们被运动吓怕了,“整风”,“三反五反”,“抓革命”,哪一个词都让人胆战心惊。
  儿子忽然要被撤职,还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也许于殿清听到了什么风声,以为运动要来,儿子要出事,胆小怕事的他,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家人急急把他从党校叫了回来。
  桂亭是个大孝子,当年就是为照顾父亲的病才离开部队的。回到家后,他尽心尽力侍奉,从不让父亲生气。父亲有嘛要求,他都百依百顺,父亲让病拿的,变得脾气异常,桂亭总是变着法地哄他开心……当年提他当车间主任,他对领导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领导去医院看望他的父亲,告诉他儿子“升官了”,不能老是请假上医院陪床,希望父亲谅解……
  直到成为二轻局副局长,照顾父亲依然是他生活中的重任。
  于殿清突然离去,谁也不敢告诉桂亭真相,只是说心脏病突发猝死。
  蒙在鼓里的于桂亭,在父亲的灵前,披麻戴孝。
  他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
  他在心里说,爸爸,我整整伺候了您20年,我尽心尽力了,儿子尽孝了。
  (真相总有知道的一天——这件事,终究成为他心灵里的一道疤,一道从不示人的疤。)
  办完丧事,市委的第三道金牌下来了。
  所有跟“双突”沾边的干部,无论什么原因,什么情况,一律“一刀切”,立即一个不剩全部撤掉。
  按上面的规定,“双突”干部不能安排到超过四百人的企业,不能任正职。
  老局长们一看,是保不住桂亭的职务了,但对上面安排他去皮革厂也坚决不同意。
  他们说,要去,也得去个大点的企业,于桂亭年轻有为,上那么个小厂,太屈才了。
  于桂亭已经无所谓了。
  他一点也不留恋副局长这个位子。
  他等待着命运的手,给他一个重新起航的机会。
  只是这时候,他还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他不能驳了老局长们的好意。
  老局长们找来找去,市委领导终于开了口:上头政策有规定,都必须上小企业去。桂亭的事我们也很同情,但是他要是不去(皮革厂),我们必须开常委会重新研究,你们听话儿吧。
  为于桂亭一个人,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
  会议同意了二轻局的意见,让于桂亭到一个大点的企业——东风塑料厂当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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